叶嘉莹她用一生培养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人才。桃李天下，传承一家，致敬大师!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感动中国人物事迹介绍叶嘉莹，有需要的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介绍叶嘉莹1

2017年，关于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拍摄前，导演陈传兴做了大量关于诗词的功课，他想探讨“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

陈传兴“每次都要背着一大袋的书，随时要翻开”。拍摄有时不按提纲走，叶先生会即兴提到某一首诗，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手忙脚乱地翻资料，担心犯错出丑，尴尬又窘迫。“每次拍摄都非常紧张，感觉就是‘上战场’。”

1954年，只有中学语文教学经历的叶嘉莹受聘于台湾大学。若以论文著述为录用标准的话，她不够资格。

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回忆，当年邀聘叶嘉莹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她“所作的旧诗，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保留着满族的“花盆底”和“阿玛”的称呼。

女孩儿玩的荡秋千、溜冰、踢键子、抓子儿，她都不会，有的根本没见过。她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诗，“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论语》是她“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

11岁时，她跟着伯父学作诗。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枣花、落日、月影是她写诗的主要题材。“迦陵”的别号也是她从与伯父聊天中得来——清朝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号迦陵。

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

顾随讲课，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她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受顾随的影响，她一改善感的诗风，写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70多年后，迦陵学舍在南开大学落成，这两句分挂在月亮门两侧。

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确实无处可逃。1945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第八年。敌寇占领下的北平，人们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补丁的旧衣裳。师生在课堂上用诗句相互慰勉。顾随在课堂上将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if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behind”改写成中文诗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模仿顾随的风格，用这两句诗写成了一阕《踏莎行》。

12年后，顾随同样用词牌《踏莎行》填了一阕词。但此时，师生二人已失去联系多年。

1977年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国，开始整理顾随文集。一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她为此事托关系找朋友。

“内行”人看出来，叶嘉莹讲课、为文与为人都深受顾随影响。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曾评价她，“走的是顾先生的路子，传了顾先生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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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弱德之美”。

“我是一个生来就属于所谓‘弱者’的女性，我的一生可以说都是随命运的拨弄和抛置。”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要在承受之中走我自己的路。”

2000年起，她开始在南开招收研究生。

她不喜欢麻烦别人。回国教书后，她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独自居住，不请保姆。一次起夜，她在卫生间滑倒，摔断了锁骨，怕影响秘书休息，她在地上躺了4个多小时，天亮才拨对方电话。

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她让秘书可延涛买好速冻水饺，最多一次买了10斤。可延涛说，叶先生对学问的要求很严谨，但对生活的要求很低，特别是不愿意在吃饭穿衣这样的琐事上浪费时间。她的衣服好多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很旧的衣服，她也从不舍得扔掉。有的破了洞，叶嘉莹就自己拿针线把破处缝好。

沈祎记得，到叶先生家里拍摄时，她捧着饭碗大口吃饺子，但从没有衣着随意、不打扮不收拾的片刻。

一生里，她最看重“教师”的身份。直到91岁时，她还在家中给学生上课。她要求学生读文献原文，多背诵。对于不认真的学生，她会严厉地批评，语气近乎呵斥。但学生如果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

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学生钟锦曾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只要血压平稳，学生和朋友们传来的邮件她会在晚饭后逐一回复。哪怕是收到群发的风光图片，她也会一个手指敲打键盘，认真地回复“收到，谢谢”。

热爱古典诗词的陌生学生写信或邮件给她，也能收到她的回应。

从物理系转读古代文学的学生考研失利，写邮件给叶嘉莹。叶嘉莹用家里座机打电话给他，鼓励他不要灰心。还有的学生没奢望过回复，信里没有留联系方式，她便托秘书顺着信件里的信息找到对方。

外出讲座，她每次仍站着讲两三个小时，有学生发现，叶先生腿都肿了。

为了让她有更好的讲课、开会、研究的场所，一位海外学生提议修建一所学舍，就像古代的书院一样。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始响应。

“他们每个人都出资不菲。”陈洪回忆迦陵学舍的筹建，“若干学生听说了就来了，有学生说所有家具都是我的，有的说所有电器我都负责了。他们都是十几年前甚至三四十年前听了叶先生的课。”

2015年，迦陵学舍落成。叶嘉莹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分批运回国，大小不一的旧行李箱上贴着注明“资料”的纸条。

这座中式四合院，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西面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故居宁园。

《掬水月在手》纪录片大部分场景在此拍摄。看过这部纪录片，戴锦华直言，我们面对叶先生的诗和她本人会“失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丑陋”。

有观众想到了叶嘉莹在台北写的一首诗，最后两句“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凄美，不必因为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远非笺注所能为力。“叶先生为文、为人里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也是我们所难用语言表达的。”

“捧起一把水来，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距离’，在你的想象之间，可望而不可及。”叶嘉莹这样解释“掬水月在手”。

一名学生体会过这种美。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叶嘉莹站在台上讲课，他站在距离叶先生十几米的地方静静听着。“她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听懂，词里的美也能领略到，可就是觉得离叶先生那么遥远。”

有人形容这种感觉，“月光很近，但月亮很远。”

但叶嘉莹只谦虚地说，我只是水中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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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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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叶嘉莹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之后便再没机会见到顾随。叶嘉莹在怀念顾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北平)三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然而直到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探亲，她才得知顾随早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

关于婚姻，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说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叶嘉莹来说，只是不愿提起的一小段往事，尽管她不愿提起，然而这段婚姻还是给她带来了太多的不幸，1948年，叶嘉莹在上海和赵钟孙结婚，对于这段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爱情，两人的结合不过是叶嘉莹一时错误的选择，这一错，便错了一生。

婚后两人没有住所，借住在大姑姐家，生下大女儿后，初为人母的快乐还未来得及享受，丈夫就因思想问题入了狱，刚刚安下的家也被抄了个干净，叶嘉莹后来也连母带子的被抓入狱，后来她找到警察局长写了自白书出来，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居无定所，借住在朋友家的过道上，晚上不敢早睡，白天不敢晚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为了生活她到处去找工作，同时去很多所学校任教，夜以继日的像个机器一样工作，勉强能够养活女儿和自己，丈夫出狱后，叶嘉莹还未来得及欢喜，另一个阴影立马笼罩上来，丈夫性情大变样，心理扭曲，对叶嘉莹多次实施家暴，在千难万险中都坚强的走过来的叶嘉莹，看见自己遍体鳞伤的那一刻陷入了绝望，她多次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却为了孩子不得不活下去。

随着在教育界的成就越来越大，对诗词的研究愈加深刻，叶嘉莹的教学事业也逐步上升，由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教，后来作为交换教师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受到了很多外国诗词爱好者的喜欢。

1966年，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哈佛做交流者，她打算回国把父亲接到美国，在美国定居，不料遭到阻击，无法返回美国，只得去加拿大，再把女儿丈夫都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那段时间，叶嘉莹一个人承受了很多压力，几乎要把她压垮。

首先是语言关，加拿大的UBC大学要求叶嘉莹用英文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虽然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接触了英语，但是要用它来授课谈何容易，但是为了生计，她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个是生计，改居家拿大是突然之举，两个女儿要从美国接来加拿大，父亲也要接来加拿大，丈夫也要来加拿大，于是叶嘉莹独自一人到处找合适的房子，添家具和生活用品，这些繁杂的工作在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弱女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是家庭关系，错的人永远不能指望他会改变，尽管叶嘉莹无数次的容忍，宽容，沉默，丈夫既无用又大男子主义的恶劣性情丝毫都不知收敛，家内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和存在感怎么捍卫?那就家暴好了，通过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这让叶嘉莹身心俱疲，她把所有的苦闷都写进了诗里：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独木危倾强自支，多么无助，多么无力又多么无可奈何呀!

因为在授课方式和学术成就得到了UBC大学的肯定，不到半年时间，叶嘉莹就被授予了终生聘约，本以为一生的苦难已经结束，不料人生最大的痛苦还在后面，

1971年，父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悲痛万分，从此叶嘉莹的人生就没有了来处，写下一首挽诗《父殁》后，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行。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好不容易走出了痛失慈父的痛苦，好景不长，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儿又出事了。在送母亲去机场参加亚洲学会回来的路上，夫妇俩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出了车祸，双双身亡。

女儿的骤然离去，让叶嘉莹的人生猝不及防，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她知道：

人与人的理解谈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肤之痛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劝慰的话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她宁愿自己忍!

她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哭女诗，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际，又是诗歌给了她光明和安慰，或许是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灾难也是有限的，叶嘉莹之后的人生倒是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再有什么也只是一阵小风罢了。

1990年，叶嘉莹从UBC大学光荣地退休了。得知叶嘉莹退休后，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先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叶嘉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决定建立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由叶嘉莹担任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开始雷厉风行的去海外筹款，还把自己在美国领到的九十多万人民币退休金捐赠出来，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她由衷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南开大学也对这个一生漂泊，半世艰辛的老先生做出了回报，为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修建了一座以她的号为名的四合院式的书院——迦陵学舍，以此作为叶嘉莹的归宿，庭院种满了莲花，莲心不死，先生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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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在今年庚子初夏，扬州广陵书社印了一部《驼庵迦陵师生酬唱集》，顾名思义，内容就是顾随先生和叶先生的诗词唱和。书是传统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贡纸手工印刷，并作经折装，并配以宋锦函套，限量印成红、蓝、黑三色，可谓尽善尽美。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释，那是文字因缘骨亲，更是他们师生传承永继的见证。

2016年，我想从台北飞天津探望先生，先生在电话里头说：“我实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见面，我已经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来不及……”先生这么一说，听来是拒绝我的探访。然我不死心，过了一段时日，又致电先生，不意先生竟答应11月19日早上与我相见，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飞北京，转车天津，航空陆路，抵达先生家已是傍晚五点半了，我这突然提前到达，一下子似乎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节奏。

然先生还是和我聊了许久，说起了上回在台北与周梦蝶先生的晤面，谈及痖弦先生曾在电影院外面看到她的往事。在先生为我带来的书一一签名后，我打算离开之际，照顾先生的阿姨突然问先生说炸酱有多煮，要不要留我下来吃炸酱面?

因阿姨这么一问，先生就没有让我这万里而来的客人离开，说：“我实在太忙，我要去准备明天下午的讲稿，今期《中国文化》中有我《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演讲整理稿，你自己坐着看。待会一起吃饭，没准备，只有简单蔬菜，炸酱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我吃得简单。”而阿姨一边煮面，一边对我说：“先生只要有演讲，都一直做准备，常常到晩上两三点都不睡觉……”

不久，阿姨端出了两碗面、一大碗炸酱、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样分出半碟给我，然后我们各自舀了炸酱拌面，食不言，我就厚着脸皮静静地陪着先生吃了一顿晚饭。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饭的，这次应算是特例。我现在偶然想起这一件事时，还是觉得非常得意，因为能和先生一起吃饭，此生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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